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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做题，多做题，行测一定要做题，做真题，做各省历年的真题，做国考的真题 。当你题做多了，题型见多了，有一些方法和技巧，你自然而然的就掌握了，当然了，行政比较要求做题的速度和准确率，通过多做题，也可以把这两方面提高的。一、答题思路 不少应试者出了考场后懊悔自己没有把考题做完，而这些题还是有可能做对的。这多是由于答题方法不正确所致。其实，“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的答题方法主要有三个：一是先易后难，二是先难后易，三是按题顺序号做。其中，第三个方法只有在考题都较易或者对考题十分有把握时方可采取，但这种情况是罕见的。第二个方法是冒险的，遇到“拦路虎”一味地硬拼，将自己搞得头昏脑涨，不仅影响了做题速度，而且后面容易的题也可能选错答案。所以，第二个方法不可取。多数人认为还是采取第一个方法即“先易后难”为妥。先易后难有三层意思：其一，就“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的各部分考题而言，有一些是较易的，也有一些是中等难度的，还有一些是难的。因此，在答题过程中，应先将容易的与中等难度的做完，当遇到了难题，一时又想不出解题方法，或判断不出哪个选项为正确答案时，应采取先放一放的缓冲策略，集中精力去做会做的题，最后留下些时间(比如十来分钟)，回过头来再集中精力打“歼灭战”。如果某些难题实在做不出，即可采取“猜测法”，猜一个你认为可能正确的选项。这样做，一来有可能会猜对—些，二来即便是猜错了，也不会倒扣分(在做某些省市或部门的试卷时不宜使用这种做法，因为有“知觉速度与准确性”，这部分做错了会倒扣分)。这样，既可以保证做题的速度，又可以保证做题的质量。如果猜答案，要遵循一定的规律。其二，难题因人而异。对数学专业的应试者而言，数量关系与资料分析类的试题可能是容易的，而对一些非数学专业的应试者且平时掌握的做题规律又少者，可能就是难题了。对中文与新闻专业的应试者而言，言语理解与表达类的试题可能是容易的，而对于非中文专业的应试者可能就是难题了。对平时能熟读《十万个为什么》、法律知识牢固而又很注意多方面知识积累的应试者而言，常识判断类的考题就是容易的，而对于那些偏科的应试者来说，常识判断题则是难题了。其三，平时要多练习些难题。这几年，考试中的难题不断增加，且变化也较多。这些难题并非偏题，而是要求应试者综合运用某几种规律或某几门课的知识方能解答出来。如数字推理中的一些难题需要综合运用减法规律与平方规律。如常识题的难题，需综合运用地理、历史、物理与科技等几门课的知识方能选择出正确答案。因此，如果平时多练习些难题，多掌握些破解难题的方法，到了考场上真正不会的难题就少之又少了。二、高分对策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的性质是一种职业能力倾向测验，主要考查的是应试者在行政管理方面的潜力和倾向。测试的题目大都为考生所熟悉，所用到的知识也不会超出中学范围。但由于题量大、时间紧，再加上很多题目只有在找到一种简便方法后才能在短时间内做出。而很多考生恰恰是在寻找简便方法上浪费了大量的时间，结果导致无法按时完成所有试题，最终与高分无缘。因此，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考查的就是考生做题方法和速度，通过做题方法和速度来反应考生各方面的能力，应试者要想拿到高分，必须掌握正确的方法。1.方法的选择至关重要在公务员考试中方法和速度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是速度的提高是以方法的优化为前提的。可以说，没有好的方法就没有快的速度。方法是第一位的，是最为关键的。2.学会放弃好的方法固然能提高做题速度，但并不是每个题目的简便方法都是一眼即可识破的。有些题目用常规方法做可能要花费很长时间，而寻找简便方法可能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因此，为了保证整体的做题速度，就一定要学会放弃。尤其是在遇到一个新题型时，如果一分钟之内仍找不到简便方法的话，就一定要果断地放弃。3.审清题意，切忌盲目答题答题时一定要先审清题意，弄清题目的要求。公务员考试的题量大、时间紧，对大部分考生来说，能按时完成所有题目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因此，如果审错了题意，再重新答题的话，即使做对了题目也与做错或没做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它挤占了解答后面题目的时间。所以，做题前一定要看清题目，审清题意，减少答题的盲目性，避免因改正错误而浪费时间。4.重视直觉思维在考试过程中，往往还会遇到这种情况：针对一问题，想到了好几种可能情况，或者觉得几种答案都对又只能选一种时，应试者往往会陷入沉思，犹豫不决，最后瞎猜一个答案。既浪费时间，又不能保证准确率。在这种情形下，建议采用“最先想到”的方案，也就是说，要重视直觉思维的结果。直觉思维是以过去的体验和知识水平为基础产生的，因此有一定的正确性，它比随意瞎猜要更有效一些。5.克服考试中的“舌尖效应”生活中常有这样的情形，一些很熟悉的事情，就是一时想不起来，有一种话到嘴边却说不出来的感觉，心理学中称之为“舌尖效应”。“舌尖效应”在情绪紧张时尤为明显。对付“舌尖效应”的办法就是在心理上放松，暂时把“拦路虎”放在一边，先做其他的题目，过一会儿再回过头来思考这一问题，也许就会恍然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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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于隋朝，发展于唐朝的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种官吏选拔制度，绵延长达1300余年。科举制度给中国古代社会留下的痕迹即使在今天看起来也还是清晰而浓重，而公务员制度在当代社会发挥的作用正在变得日益巨大而深远。1933年，罗纳德曾经这样写道：“几乎所有的西方学者都没有注意到当今世界现存的高级公务员制度起源于中国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中国对这一制度的影响，而它往往被西方学者所忽视。”自1905年清廷下谕彻底废除科举制至今已超过100周年。在21世纪的当今，之所以人们会重新提出并讨论已经废止了100多年的这项制度，无疑有着社会文化方面的深刻原因。正如《从考官到考学》一文的作者所言：“百年来，科举制虽废，但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一种重要手段，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不断发展。科举文化之精华，如统一考试的形式，公平竞争，择优选才的精神，以考促学的机制，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所借鉴，对高校统一招生考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国家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形成和完善产生重要积极的影响。”本文对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与现代公务员考试制度加以比较分析，总结科举制度的利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它合理之处借鉴到我国现行公务员考试制度中去。一、科举制度与公务员考试制度的比较（一）考试内容和录用程序历史往往出现轮回的现象，科举制废除百年之后，在中国的土地上又出现了国家公务员“逢进必考”的制度。其一，国家公务员的考试不是考学(即并非升入高一级学校的考试)，而是考官(即通过考试选拔国家公务员)—从这一意义上讲，两者之间的目的是完全相同的。其二，都是通过公正严格(至少在理论上)的文化考试，选优劣汰，使考试中的胜出者进入社会管理阶层—从这一意义上讲，两者之间的手段也是完全相同的。唯一的区别只是在考试的内容方面—科举是考八股文，而现在举行的公务员考试则要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管理诸多方面的科学知识。公务员考试一般分为口试和笔试两种。而像美国等国除了口、笔试外，还对某些技术人员进行实际操作的考试。考试内容注重实际，强调能力，并注意通才和专才相结合，对不同类型的公务员进行不同形式和内容的考试；录用程序相对也比较简单，大体分为四阶段：即，招考、考试、选用和试用。而中国的科举考试虽也有口、笔两试，但考试内容严重脱离实际，不注重能力，只局限于四书、五经、诗词歌赋，鼓励死记硬背，八股文风，泛滥成灾，往往造成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局面。考试录用程序更是纷繁复杂，层级较多。拿清朝来说，它的录试要经过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和任用这样一个过程，往往一个人取得最后的成功要耗费了大半生的时光，甚至一个人到老也不能及第。通过以上简单的比较，我们便不难明白，只要稍作理性思考，便不能将科举制全盘否定，科举制的形成和被固定为一项国家制度，并非是人力的主观设计，而是在多种方法比较中最优选择的结果。同样，科举制度延续1300余年，也决非任何封建帝王，统治阶级刻意维系所能得逞，而是它本身相对的合理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自然达到的结果。（二）官吏考核和晋升方式现代公务员在考核过程中一般都遵循这样一些原则：民主公开原则、客观公正原则和保障原则（指公务员对不公平的考核评语有申诉的权利，甚至向法院提起诉讼）。晋升也通常是由考试晋升、考核晋升和年资晋升这几种方式组成。这些做法的目的很显然是为了确保对公务员在考核和晋升上的合理和客观。而科举制下的官吏考核和晋升固然有许多和西方文官制度下在官员的考核和晋升方面相同的好的原则和方式，但由于处于封建社会人治的大环境下，所以在操作时，往往带有的是更多的人情关系烙印。考核官吏往往不是根据被考核者的能力和实绩，而是根据考核官吏者自己的喜好、憎恶和与其的关系来作出判定。中国历史上，像范仲淹、欧阳修等由于遭到不公正考核而不能升迁、甚至贬谪的官员不计其数，这不仅使大量有才、有识志士不能脱颖而出，人尽其才，而且也加剧了各个朝代的灭亡步伐。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社会的转型，无论经济体制还是政治体制都相应发生了重大深刻的变化。公务员制度的确立便是其中之一。现行的国家公务员制度明确规定了必须通过严格、公正的考试程序，方能进入公务员队伍的政策，从而结束了公务员选拔的非制度性、非程序性和随意性。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与古代的科举制相比，这种考试对应试者尚有一些预设的条件，如文化程度(即大专以上文凭)、身份条件(如户口所在地、应试者先前的职业)……等等方面的限制。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应当汲取古代科举制的优点：即摒弃一切先决条件，使国家的行政机构向着尽可能大的社会面开放，凡有志于做公务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哪怕他没有大专文凭、户口也不在本地、是工人农民或从事其他社会职业……都可以参与考试。这样才能体现公开、公平和公正，同时扩大人才选择的范围。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样做会使应试人数大大增加，不利于操作管理。其实这种顾虑是多余的，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开放的社会，人们选择职业的范围比古代宽广得多，愿意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决不可能很多。而且即使参考的人很多，也必须坚持考试面向全社会开放的原则。（三）法规、制度层面中国的科举制由于是出现在等级森严，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中，皇帝的口谕、圣旨就是法令，所以它带有了很强的随意性和人治化的内容，也没有形成相应的完整制度和法规。科举往往随着皇帝的意志变动而变动，可废可立，可举可停。以宋代为例，自宋太祖开宝七年(公元974年)至宋仁宗嘉佑元年(公元1056年)，宋代建国已有97年，而科举仅有44次。西方公务员制度，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有了其法制化、正规化的内容。每个国家在有公务员制度的同时，都有相关的公务员制度主体法规。如英国1855的《关于录用王国政府文官的枢密院令》、美国1883年的《彭德尔顿法》、法国1946年的《公务员总章程》、德国1953年的《联邦官员法》。这些法规从制度层面上保证了公务员制度的连续性和有效性。目前我国与公务员制度有关的法规是1993年8月颁布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这个条例与西方国家颁布的有关法规相比，不仅在数量上不够，而且在内容上也有待于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加快与公务员制度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一方面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公务员管理的客观性、公正性和科学性的内在需要。二、从科举制度看现代公务员考试制度（一）政治角度1、科举制它极大地拓宽了官员选拔的渠道，面向全社会公开进行选拔。凡是有文化的人都可以参加考试，从而打破豪门世族对行政权力的垄断。即使最贫贱家庭出身的人，也能通过这一正常的竞争程序而进入社会管理者的队伍之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因此，它是对血统论和世袭制的彻底倾覆。用今天的社会学话语来说，就是它启动了一种“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社会阶层界限的凝固化，从而为社会成员提供了较多的机会和希望，缓和了因社会地位差别形成的冲突，释放了由于社会不公平而产生的社会张力，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社会的稳定。2、科举制又极大地强化了“读书做官”的官本位意识—这一点，即使那些为科举制大力辩护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其实官本位意识是任何传统社会都必然具有的一种普遍社会心理，并不只限于中国。只是因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的时间最长，所以这种意识最为顽固，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已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了。本来读书人不一定非做官不可—诚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荀子所言：“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须如学”。但是在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中，做官给予人带来的利益(物质的和精神的)实在太多，任何人特别是读书人都无法抵御这种诱惑，所以才会形成“学而优则仕”的浓厚社会文化氛围和强烈的社会文化心理。3、古代的科举考试是由各级政府组织进行的，皇帝会任命亲信大臣作主考官，各级政府也会任命相应的官员去组织考试。这一作法也许是当时的权力构架下的唯一选择。而在现代社会中则不可取。民国时期孙中山先生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搞三权分立，但考虑官员选拔的需要和中国科举考试的传统，他独出心裁地创造了一个“五权分立”的权力架构—专门成立了一个考试院以选拔官员。这个考试院便是一个相对独立、与行政院和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平行的机构。他这样设置的目的，就是为了公平和公正。因为由作为政府的行政院来组织考试，是自己为自己挑选人才，无法实行监督和制约。在古代科举考试中，向主考官行贿、拉关系、科场作弊……是大量存在的客观事实。而由另一个权威的专门考试机构专司此事，就有可能把此种弊病降到最小程度。有鉴于此，我认为现在实行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应由各级人大来组织实施。因为人大是国家的权力机构，是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理应由人民来挑选，而不应由政府自己来挑选。其次，由人大组织实施，更能够保证考试的公平和公正。（二）经济角度科举把国民的注意力和聪明才智引向做官这一渠道，冷落了其他学科和行业，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观念和风气。结果中国最多的人才是文学人才和政治人才，而少有经济、科技人才。中国在科技、基础科学方面落后，是由于科举不考这些内容。数学家祖冲之、郑玄，建筑家鲁班，物理学家墨子，均远在科举产生之前。科举考试在唐代还考数学、法律及其它一些应用科学，后来逐渐变成以儒家经典为主，至明清则成了死板的八股考试，不允许考生思想自由发挥，这大大钳制了人的思想，限制了人能力的发挥，从而经济也得不到很好的发展。 （三）文化角度1、科举制将文化水平的高低作为选拔官员的标准，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正确的原则。因为任何社会都必需要有较高文化修养的人来进行管理，文官执政与武士专权两者相比，其优劣高下一目了然。科举考试考八股文的做法虽然必须摒弃，但重视文学修养这一条却应当保存并设法纳入现代公务员考试的内容之中。文学修养的高下实际上反映了一个人人文素养的水平。现代通过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都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而且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专业也越来越细化，但是否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却很难说。在当代，我们干部队伍中理工科出身者恐怕居多数，他们在人文科学方面的知识则相对比较欠缺，这对于他们管理公共事务无疑是十分不利的。因此汲取科举考试重视文学修养的传统，在现代公务员考试中适当加进文学、历史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相关内容，对于提升他们的人文素养，培养他们的民族精神无疑大有裨益。事实证明，让应试者写一篇文章，可以看出他的思维能力，语言组织表达能力、逻辑推理的能力和他知识面的宽窄……总而言之，写文章是一个人文化水平的综合反映。现在各级学校的语文考试仍要考作文，其道理便在于此。而且，作文的考试是最难作弊的。 当然，写文章的确是纸上谈兵，文章写得漂亮不一定就能当好一个“官”。但是如果一个人连文章都写不通顺，语言不准确，逻辑混乱，说理不清，他的文化素养也就可想而知，能否当好“官’，也就令人怀疑了。2、科举考试作为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国家制度，是每年都要举行的(一般是在秋季)，不少考生第一年落第可以第二年、第三年……接着考，而并非“一考定终身’。 这种以文化为标准的选拔方式，自然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导向，使得全社会都重视文化教育，读书求学的风气遍及神州，使得中国成为一个最重视教育的国家，从而也保证了文明的延续和承传。中国之所以成为所有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自身文明的国家，科举制的确功不可没。但是，这种考试的可重复性虽说是为应试者提供了更大的机遇空间，然同时也容易使应试者沉迷其中不能自拔，以致考到满头白发仍乐此不疲。因此，应规定应考者的年龄界限(如35岁以下)。但允许应试者重复考试仍是应当遵循的原则，这样可以不致因一两次考试失手而导致人才被埋没的悲剧。三、科举制度对我国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启示科举制度作为封建社会的人才选拔制度，在中国延续了1300多年，从它的产生到最后的消亡，其原因并不是考试制度本身，而是考试内容的僵化，导致它的灭亡。它对我国现行的公务员考试制度有以下值得借鉴之处。（一）实行多式考试制度，全面选拔社会良才1、科举选才实行的是有效的竞争机制，它的竞争客体(行政岗位)具备开放性，它向所有竞争主体(士子)开放。而且竞争客体不局限于某一级别，上至宰相，下至知县。科举考试对所有士子都具有吸引力，参与科考的人数众多，通过科考博取功名，是很多士子终其一生的奋斗目标，而录用人数又极其有限，这说明科考的竞争非常激烈，是一种有效的竞争机制。而我国现行的公务员选拔制度，招考的大多是中、低级、主任科员以下，非领导职务的公务员，竞争客体范围较小，层次低，缺乏足够的吸引力，竞争也不够激烈，从而不利于广泛的获取人才资源。可以借鉴科举选才的方式，进一步扩大和提高竞争岗位范围和层次，扩大竞争岗位比例，强化竞争机制。2、实行多式考试全面选拔人才。科举制度在唐宋时期实行解试、省试、殿试三式选拔制度，清代实际上实行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式选拔制，严格的多式选拔，有利于选拔文化素质较高和行政能力较强的人才进人国家行政机构，从而提高行政机构的行政效率。而在我国现行的干部选拔制度中，委任制无考试程序，基本上是“人选人”，难以做到公正、公平和公开;考选制度基本上由地方政府的人事机构主持，以考卷加面试方式组成，没有严格的多式选拔方式，特别是面试流于形式，为招考腐败提供可乘之机，这些都不利于选拔真正优秀人才进人干部队伍。可以借鉴科举选才的多级考试制度，真正遴选社会各行各业的顶尖人才进人干部队伍，源源不断地为国家干部队伍注入活力。（二）法律规范考试制度，保证选才公正公平科举考试在各个时期都有相应的法规予以保障。唐、宋、明、清对于报考条件、考试的时间、科目、程序、内容设立、行文要求、阅卷程序、发榜程序及相应待遇都有明文规定。如唐代规定从事工商业者不能参加科考，即“自执工商，家专其业，不得仕”。为保证考生质量和最大限度为国选拔优秀人才，实行科举考试的各朝政府都通过法律对贡举合格人才进行监督。如唐律就规定地方及京城学馆每年必须按规定向国家级的考试贡举优秀的考生。而我国现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还没有通过人大立法，考试时间不定期，考试内容不统一，特别是阅卷、录取程序各地不统一，主观随意性大，影响了考试的严肃公正。 （三）考试内容的设置应科学合理科举制度被取消，主要在于其考试内容的僵化，无法体现所选人才的真才实学，不能实现为国家选拔优秀人才的目标。现行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在内容设置上应吸取科举考试的教训，不能搞一套试卷考天下，而应考虑各用人部门的需求，各行业各岗位的不同性质，吸收唐代科举分科取士的优点，采用基础知识考试加专业知识或专业技能考试多层考试相结合的办法。选拔既具有相当文化基础，又具有相应专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进人国家公务员队伍，实现以往的注重知识水平向现代注重综合素质的转变。（四）考试录用应从招录推广至晋升，扩大选任制比例科举制度只在招录人才时实行考试制度，而官员的晋升则完全取决于上级部门的考评，造成了各级官员为获高升，一味取悦于上，而不顾百姓死活的现象。其任用方式类似于今天的委任制，诸多弊端已如前述，其中最重要的是，这种缺乏民主色彩的任用制度导致各级官僚不在乎老百姓脸色，不代表群众利益，官由“公仆”异化为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导致官民对立。要防止出现类似现象，就要求进一步加大改革委任制的力度，改变干部选拔过程中权力集中在少数领导者手中的现状。考试录用不仅应应用在招考过程，还应推广至晋升阶段，减少干部选拔中人为操作的可能，推动整个干部队伍不断学习的风气。同时还应扩大通过民众选举产生干部的比例，赋予地方、基层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应有的民主权力，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领导干部的选拔，选择真正能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谋利益的领导干部。坚决杜绝“选人用人，一人说了算”和“在少数人中选人”的现象，干部是否录取、任用、晋升应取决于评委、群众和领导班子三方的综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改革和完善现有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建立以考任制和选任制为核心的选拔任用各级党政干部的制度，建立一支高效、廉洁的国家公务员队伍。综上所述，同为大规模社会性考试，现代公务员考试与科举制或在考试内容、考试功能、或在考试产生的社会影响上，都与科举有着某种程度的直接承继或间接渊源关系。如今，科举制已停罢，但深含公平精神的考试选才方式却没有而且也不能够废止。从“科举学”的视角进行考试历史与现实的对照，有助于我们探寻考试发展的内在规律，并能为今天的考试改革提供丰富的历史素材，使考试制度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

儒家学者和公务员考试 ♂

[摘 要]我国当前实行的公务员制度与古代的科举制密切相连。科举制度作为古代一项涉及内容全面、环节有序、公正严明的考试和选拔人才的制度，对于现阶段的公务员制度影响重大。本文首先介绍了公务员制度和科举制度，讨论了公务员制度对古代科举制度的继承与借鉴，旨在完善现行的公务员考试制度，促进我国公众行政事业的良性发展。[关键词]公务员制度;科举制度;继承;借鉴古代的科举制度是我国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产物，它是一种通过考试的方式来选拔优秀人才的政治考核制度。在一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在选拔人才、维系政治稳定等方面，科举制度发挥了重大作用。尽管科举制度在传统封建社会是进行专制统治的工具，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历史的发展。科举制度中的很多原理与手段对于今天的公务员制度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一、公务员制度与科举制度现阶段流行的“公务员”一词，是从外文civilservant翻译而来，可以译为“文官”，由此公务员制度也可以称为文官制度[1]。2005年，我国制定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这部法律是我国对人事干部管理方面做出的第一部法律章程，在次年1月1日该法律正式生效，标志着我国的公务员制度正式形成[2]。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现行的公务员制度，是借鉴西方先进管理模式和经验的产物，也是一种“舶来品”，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西方国家实行的公务员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我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影响下产生的。我国古代早在隋唐时期就已经推行了开明化的科举制度，当时这种相对公正公平的考试和选官制度影响较大，不仅使得我国周边的日本、朝鲜等等国家纷纷效仿，同时也使得一些欧洲国家开始借鉴与沿用。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对西方国家在政治体制方面的影响可以追溯到16世纪，两位葡萄牙传教士最先把中国的科举制度带到了西方，在他们的著作《中国游记》和《伟大的中国》中对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进行了详细描述和肯定，当时这两本著作在欧洲出版发行后，广为流传，使得欧洲人对中国的政治制度高度关注。比如西方著名学者威廉斯曾经对我国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这样评价：“在中国政府中采用的文武官吏考试制度，尽管在古埃及有类似制度，但是在古今任何一个大国中都可以算作是一种无可比拟的政治制度[3]。”而且在1983年，当时美国的人事总署署长艾伦坎贝尔来北京讲学时也曾经说到：“当我见到中国古代的文官考试制度时，非常惊讶，因为在西方所有的政治类的书籍论著中，凡是涉及到文官考试制度的内容全都来源于中国。”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现阶段实行的公务员制度归根到底是一种“出口转内销”的文化政治产品，我国的祖先早在1000多年前，就已经构建出了一种具有优越性的考试和选拔官员的制度，由此可以判断，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为现行的公务员制度提供了借鉴载体。二、公务员制度对古代科举制度的继承(一)考试内容上的继承对我国古代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进行分析，通常都为“常科”和“制科”，而其中的“常科”是一种较为普遍的考试形式。唐代时期的常科考试中开设的科目较多，大约有十余种。根据史书《新唐书-选举志》中的有关记载：“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4]。”通过这些记载，我们不难看出，同样都是秀才或者考举人，但是他们的考试内容很多，不同的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特长来选择相应的内容。我们今天的公务员考试也或多或少的继承了这种考试内容。当前的公务员考试基本分为笔试和面试两个主要环节，在笔试环节中，无论是报考什么岗位，科室办公人员或者公安警员，都需要参加《申论》科目的考试，与参考人员的实际工作内容相比，实践意义不大。虽然公务员考试内容不是单一形式，但是还应该对科举制中的多元化形式进行借鉴，要根据实际岗位需要，扩充公务员考试内容，实行更具有针对性的考核，从而更好的招录到有用人才。(二)录用制度上的继承在科举制度产生以前，我国古代在人才选拔上都采用的是世袭世禄制、军功封爵制、察举制以及九品中正制等，这些制度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弊端，对当时的人才选拔都产生了负面影响。经过历代统治者的研究探索，终于找到了科举制这种公开公正考核选拔官员的录用制度。科举制不同于以往的选拔制度，它主要根据考生的考试成绩进行录用与否，把官与学巧妙的地进行了结合，从而形成了要想入仕登科就必须以品行才华致胜的形势。就像在策试考核中，需要对考生的品德、学识、才华以及“实务”进行全方位考察，尤其对于国计民生问题的考核。这样的文官考试制度对于官员的文化素质和社会的教育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公务员录用制度是指按照相关的法律条文，采用公开公正的考核办法，从社会上选拔出人才到相关机关单位担任非领导职位的准则和规范。而在当前的公务员录用制度中，也同样吸取了科举制中的精华。不仅仅对考生的知识技能进行严格考核，同时也注重对考生道德品质的考核，通过面试和笔试环节，选拔出综合素质高的当代优秀人才，更好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三、公务员制度对古代科举制度的借鉴(一)考试法律制度上的借鉴通过对古代有关政治考试制度相关书籍的阅读和研究可以发现，我国古代科举制度具备了完备的法律体系，不仅对文科考试进行了严格规定，同时对宗科和武科等考试都做出了详细规定，而且到了清代，相关的法律条例更为完善。而我国当前的公务员制度方面的规章制度却很少，除了《公务员法》以外，没有出台公务员考试录用方面的专门法律文献，使得公务员考试中留存了制度空白，不能保证公务员制度依法落实。而古代的科举制毕竟是当时的社会产物，难免会存在缺陷，因此我们要对科举制中的相关法律内容进行合理借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例如锁院防止考试漏题;搜检防止作弊;誊录、糊名防止人情交易;磨勘防止复试弄虚作假等手段，都是当前公务员考试法律制定和实施的重要借鉴资源，我们要对这些方式进行充分借鉴，从而保证公务员考试的公开公正性[5]。(二)报考方式上的借鉴我国清代实行的科举考试通常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考试。乡试是科举考试学生参加的省级考试，如果考试通过，则被称为举人，而其中的第一名被叫做解元;会试是举人在礼部贡院中参加的全国性考试，通过会试者被称为贡士，考取第一名者叫做会元;而殿试是贡士参加科举阶梯考试的最后一个阶段。殿试中的入取人数为一甲三名，二甲和三甲各若干名，都统一被之称为进士，而一甲中的前三名又分别被叫做状元、榜眼和探花，在每个级别的考试中都采用平等竞争的机制[6]。当前，我国公务员考试中都是采用先报考职位，当经过资格审查之后，再进行考试。这种考试的报考方式存在一定弊端，使得公务员考试中出现了冷热不均的现象，而且这种现象已经持续了多年。在考试之前，很多热门职位报考人数过多，“千里挑一”的现象经常上演，而对于一些基层岗位，报考人数却少之又少，职位冷热不均，造成了很多综合能力较强的考生，由于自己的职位选取不当而错失了被相关部门录取的机会，另外还有些参考人员，为了能够顺利被录取，因而就报考了冷门或者是自己不擅长的专业，这样很不利于各个岗位中优秀人才的培养和选拔。针对该问题，在公务员考试中，我们应该对报考制度进行合理创新与改革。可以采用先笔试而后报考职位的方式，在考生看不到大家报考职位人数情况的前提下，先通过笔试之后再进行报考。实行该制度，当考生达到录取资格标准后，可以按照自己的笔试成绩，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位。而这种制度也正是对科举制度中的平等竞争机制进行的创新，这种制度的实行，能够有效缓解每年的国考中热门职位报考集中的现象，能够对考生群体进行事先“预分流”，同时也可以减少部分基层职位空缺的现象。(三)管理方式上的借鉴在古代科举考试中，基本上都设有贡院和科举仪式，体现出了历代王朝对科举考试的重视程度，同时也彰显了科举考试的权威性与严肃性，让众多的参考者感到了无比荣耀。当前我国的公务员考试中，一般都没有专门考场，而且临时性考场条件设施较为简陋，不仅没有彰显出公务员考试的权威性、严肃性，也为考生徇私舞弊提供了条件。因此在当前公务员考中，要设计出能够体现出时代精神的参考仪式，提高考生的神圣生命责任感，体现出公务员考试的威严。同时也要设立专供考试使用的考场，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借鉴古代“明远楼”中的监控系统以及规避考试作弊的管理方式。另外，由于古代的科举考试重视对四书五经和八股文的考核，束缚了对文体的创新，忽略了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扼杀了知识分子新思想的萌发。因此新时期的公务员考试，一定要对科举考制内容进行科学吸收。公务员自身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公务员制度的功能实现，公务员的考录制度的科学化管理是现代化政府人事管理的重要体现。因此公务员制度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不断进行改革创新，以便更好的适应政府管理模式转变和新环境变化的需要。在科举制度下，众多知识分子职业选择性往往较为单一，如果不能入仕，就只能退而为师，两者之间的差距较大，而如今，社会分工明确，没有高低贵贱等级之分，市场经济体制下，作为服务公众的事业管理人员，要切实加强公务员职业化建设，政府机构要深化改革，加强公务员的管理培训工作，积极探索公务员管理新机制，创造出尊重人才的和谐宽松环境，培养和提高公务员的创新能力。灌输新时期公务员职业化理念与思想，通过优化公务员的激励机制、培训机制以及职业化体系，打造出一支专业技能强、道德素质高的现代化公务员团队，推动我国政治经济建设的发展。结束语：科举制度之所以在古代能够延续1300年，说明其有一定的存在价值，通过对官吏人才的选拔，维护了政局的稳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科举制度中的严谨的考试流程和严格的组织措施，对于当前的公务员考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公务员考试的公正、公开、透明的原则都是对科举制度的继承。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科举制度的局限性，思想的束缚、内容的僵化等需要我们引以为戒。作为现代化的公务员制度，必须立足国情，以服务大众为目的，不断创新突破，完善考核内容和机制，站在时代的高度，认真分析科举制度，用扬弃的观点正确看待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从而更好的推动我国政治经济文明建设。参考文献：[1]景亭.中国公务员制度创新――以职业化为中心的分析[M].南京社会科学，2011(12).[2]陈茂同.中国历代选官制度[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3]刘栋.论中国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的创新[J].管理前沿，2010(3).[4]彭红.科举制度对我国公务员考试制度之借鉴[J].重庆：重庆工商大学学报(两部论坛)，2023(9).[5]王峰.中国隋唐科举制度与当代公务员考试选拔制度之比较[J].河北广播大学电视学报，2023(21).[6]张清.完善我国公务员考试制度研究[D].云南：云南财经大学，2011.